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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海向远方 :: 感悟历史

磨灭不掉的记忆


  一个靠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残疾人企业花600多万元购置了“残疾人之家”办公大楼,可法院硬是“认定”他们欠施工队的购楼款不还.一纸判决之后,法院便假借拍卖还债之名将办公大楼、包括残疾人职工在内的28户个人住宅和全部商品、物资等进行所谓的“拍卖”,如同己有一般,任其支配,骗取横财,所谓拍卖的近千万元巨资和物资不知去向,使这家闻名全国的残疾人企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00多万元,最终导致了企业破产。数百名残疾人职工被迫解散回乡,至今无业所从,生活无以为继,寝食难安!
  这家时值蓬勃发展时期的残疾人企业就是闻名遐迩的延边福利实业公司。他们以为城市的发展空间更大,发展的道路更平坦,因此,他们踌躇满志地从龙井县朝阳川小镇大举迁徙到延吉市。殊不知,他们从此走进了城市,但也从此走进了厄运。
  一、厄运临近
  吉林省延边福利实业公司是二级肢体残疾人朴时旭带领2名残疾人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发展起来的大型残疾人企业,曾先后隶属于延边州残疾人联合会和延边州民政局。公司职工332人,其中各类残疾人职工252名,占全部职工的75.8%,累计安排残疾人就业587人次。公司机构设置六部一室,拥有一个商场、三个分公司、三个经销商店,一个塑料厂,一个橡胶厂,服装厂和几十个有奖福利募捐销售部。全国工商联营网点180多个,固定资产达800多万元,年营业额达5000多万元,年利润百万元以上,为残疾人就业培训500多人次,为残疾人的生活、就业等累计支出费用1000多万元。从1988年起向国家缴纳税金250多万元,向社会提供捐助300多万元,被社会各界誉为“延边残疾人之家”。
  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为安置更多残疾人就业,拓展公司业务,1988年末该公司从龙井市朝阳川镇迁至延吉市,并将原来的朝阳川社会福利劳动服务公司改名,于1989年7月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工商局登记注册成立了延边福利实业公司(以下简称“福利公司”)。
  然而就是这次为图谋大业、谋大发展的大搬迁却为福利公司惹来了“灭门”之祸。
  1988年8月,福利公司通过广告,在延吉市公园斜对面、延吉市第四百货商店的西侧看中了即将完工的一幢楼房。但因此楼已有部分门市房、楼层等先前被订购出去,公司无法将整幢大楼买下,只好与“销售”此楼的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第二施工队(以下简称“施工二队”)签定了“购销房屋合同书”,将此楼的一至五层的部分房屋买下,并支付了160多万元的购房预付款。
  哪曾想,就在搬家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屋三卖”的麻烦。这个施工二队把福利公司已经购买的大楼东侧的一、二楼门市房不仅同时卖给了延边州××公司建材商店,又抵债给了延吉市人民银行下属的××城市信用社,而且分别把房门的钥匙给了两个房主,至使发生了福利公司和建材商店两个房主因争抢房屋而发生冲突的严重事件。
  这起事件对福利公司来说不过是厄运即将来临的前兆。
  1989年2月17日,“施工二队”因拖欠图们市人民银行××城市信用社(以简下称“图们银行”)261万元贷款,被告到延边州法院,州法院遂于1989年6月15日作出了(89)经字第59号《民事调解书》,限“施工二队”在1989年6月21日前偿还100万元,1989年8月10日前将本金261万元及利息339,339,36元,共计2,978,319,36元全部还清。(此案的审判长是金××法官和审判员韩××法官。)
  调解虽然成立,但施工二队仍未如约履行调解。依办案常规,州法院理应根据执行人的申请对施工二队给予强制执行。当时施工二队所在的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以下称作“人防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而且企业主管局延吉市人民政府“人防办”有上千万元的支付能力。“人防公司”在延吉、珲春、龙井市等地有项目工程应收款500多万元,完全有被执行的财产来源。但法院对施工二队却有一幅慈眉善目之相,压根就没想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究竟为何?
  一边是谁也富不过的银行,另一边是到处都有“不动产”的房地产建筑商,无论扔了谁的好处都会心疼。即便如此,可案子还得办。当这些法官得知施工二队有一座新建的综合楼,而这座楼房的最大购房户就是实力雄厚的福利公司时,他们就确立了办案的宗旨——让福利公司出钱为施工二队偿还贷款。
  
  一个法警掏出手枪,大发喉急:我非要收拾你们不可!几位法官开着福利公司的小车为福利公司清缴债务,清讨回来的钱却任由他们挥霍。因公司对他们叫停而惹恼了这帮“讨债队”;一位法官装修房子,要福利公司资助未能如愿;又一位法官假买真要福利公司商品未能使其满意;还有一位法官向福利公司索借3万元,福利公司不知其真意,到期便派人向这位法官催还借款……朴时旭与州法院的人结下的梁子已经很深了,难怪他们说朴时旭太牛了,非要收拾他不可!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将怎样整治仇视已久的这个残疾人企业呢?
  二、厄运难逃
  怎样才能撬开福利公司的金库,让福利公司替第二施工队偿还贷款,借机彻底摧毁福利公司呢?经过州法院、第二施工队和图们银行的密谋,一起全国罕见的特大残害残疾人和残疾人福利企业的案件渐渐拉开了黑幕,时间是1989年3月末。
  州法院明知这幢综合楼已被第二施工队大部分卖了出去,却硬是依仗权势将福利公司、延边州××公司建材商店、延边州××物资经销处、延吉市××汽车配件商店和一家食品商店五家购房户召集到州法院经济庭“开庭”。此次“开庭”的中心议题是,第二施工队欠银行的贷款未还,由图们银行收回综合楼的售房权,将综合楼的产权交归图们银行。
  办案法官毫无顾忌地挑明此意,令购房户们瞪目结舌。当时他们只知道法官们的要求不合理,却没想过人民法院在严重侵权犯法。他们严辞拒绝了法院的无理要求,愤然离去,并告状到州人大。
后经查实,第二施工队根本就不是法人单位,也没有销售房屋经营许可证及企业营业执照,更不是什么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综合楼的开发建设单位也不是这个施工二队,综合楼真正的开发建设单位是中国房屋开发公司延吉公司。那么这幢综合楼的施工单位总该是施工二队了吧?也不是!综合楼的施工单位是延边建安建筑安装公司。在这幢综合楼的建筑项目中,施工二队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拼缝人”。施工二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用什么方式把综合楼的施工项目弄到手后,又转手以140万元的价格转给了延边建安建筑安装公司。
  正当这边仍为综合楼的买卖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边已于1989年7月11日办出了产权人为中国房屋开发公司延吉公司的综合楼《产权证》和另外三家《房屋产权证》。这就足以说明第二施工队出售综合楼纯属违法经营和欺诈经营活动,而延边州法院正是这起违法欺诈经营活动的主谋。
  州法院办案法官”与第二施工队、图们银行沆瀣一气,多次纠缠朴时旭不放,不断哄骗朴时旭,只要福利公司答应将整幢综合楼买下,由州法院牵头负责,保证把已经卖出的房屋全部要回来,把整幢综合楼以成本优惠价280万元全部归福利公司所有后,由福利公司为第二施工队偿还图们银行的贷款。这段事实经过,在本案的卷宗里,无论是庭审笔录还是第二施工队的诉讼资料及有关当事人的证言资料中都有记载。
  至此,人们不禁疑问:第二施工队已将此楼卖完,购房户们都按合同约定交了购房款,州法院为啥不直接向第二施工队要钱,偏偏绕着弯子让福利公司为第二施工队偿还贷款?缘由不过二,一是吃了原告,又吃了被告,二是借机对福利公司官报私仇,再吃“第三人”。
  福利公司本来不打算购买整幢大楼,但是法官们的高明手段自然使福利公司经不住哄骗和诱惑,更难料这是他们阴谋设置的陷阱。虽然疑虑他们能否把已卖出去的房子收回来,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胁迫式的请求。随后,于1989年9月7日,福利公司与第二施工队签定了第二施工队事先与法官们策划好的“购房补充协议书”。这个充满欺诈的“协议书”一签,经过几次“技术性的涂改和加工”,再加上偷盖福利公司公章就成了法官们设置的完美陷阱。
  “购房补充协议书”中的最后一条清楚地写着“此协议由甲乙双方和州法院各执一份”。难道延边州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就不怕承担滥用职权、粗暴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的责任吗?!
  “购房补充协议书”签定后,福利公司便将残疾人历尽艰辛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输入第二施工队和图们银行,但州法院的法官们和施工二队在被购房户们告州人大后,并未能兑现将整幢大楼交给福利公司的承诺,却借机把不属于我公司购卖的楼层和房屋强加在了我公司购卖的面积里,把我公司的购房款无端增加了一百多万元。
见福利公司已踏入他们设置的陷阱,州法院便指使第二施工队以福利公司拖欠购房款234万元为由,于1990年3月将福利公司诉至延边州人民法院。
  审计报告和司法鉴定显示,截止1991年3月5日,在州法院1992年1月20日作出(1990经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之前,福利公司已支付购房款4,157,587.55元,比合同规定的总额多支付了2,498,487.33元,比判决书中认定的总房价3,728,018.82元还多支付了429,568.73元,可州法院对这一事实不屑一顾。从他们1992年1月20日完成判决书的手写稿,再到同年4月院长审批,再到同年5月5日送达,在距离州法院非法立案长达2年的时间里,即便按州法院认定的事实也已发生了根本逆转,但州法院却依然猖狂枉法,蛮横按照立案时的错误事实作出了福利公司欠第二施工队购房款和利息246万多元的判决认定。
  三、厄运当头
  1990年6月19日州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本案,开庭地点在福利公司朴时旭的办公室,庭审人员有延边州法院执行庭副厅长兼法警队队长李××、经济庭的主审法官(办案人)李××和一名书记员。
  相信每一位阅读此文的人看到这都会耻笑延边州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怎会犯如此严重的庭审程序错误,人民法院的法警队队长是执行庭的副庭长怎会成为庭审成员呢?又怎会成为法律文书形成之前的执行法官呢?
  庭审一开始女法官李××就说:“先对此案进行调解。”对此,人们难免疑惑,不经法律程序,不经事实认定怎能进行调解?李××又说:“为了执行人防工程公司欠图们银行的案子麻经理只好(第二施工队负责人)起诉朴经理了。”法警李××说:“福利公司这个月必须交50万元,要不图们那边不好交待。”多么荒唐、多么险恶,为了执行别的案子,硬是把福利公司拉进来当替罪羊。在他们看来残疾人就是软弱可欺、可骗!女法官李××让施工队负责人麻伯显向朴时旭通报了福利公司欠购房款的一组巨额数字,州法院判决时就如实采纳了这组由他们自己编造的数字。
  在此案的卷宗里,我们查找到了这次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书草拟稿,调解协议书中记载:“朴时旭1990年6月末之前还款50万元,7月份开始每月还20万元,如无现金以物抵债,第二施工队1990年7月15日以前将综合楼的房照办出交给福利公司”。
  然而,延边州法院并未对此调解协议作出法律调解文书。原因很明显:一是此时中国房屋开发公司延吉公司早已拥有了综合楼的《产权证》,第二施工队根本不可能再给福利公司办出房照。二是虽然福利公司在调解之后遂将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交给图们银行再贴现(经手人是主管银行——图们市人民银行行长崔××),但法官们“以物抵债”的用心不会改变,就是想夺取综合楼,收拾朴时旭,搞垮福利公司,借机再体验一次终饱私囊的快感。
  果然,第二施工队于1990年8月1日向延边州法院提出“诉讼保全”,州法院的女法官未经主管院长审批,于1990年8月3日就擅自作出了(90)经裁字第44号“查封综合楼”的《民事裁定书》,在本案卷宗查到的《扣押申批表》中显示,主管院长对此“裁定书”签批的时间是1990年8月6日。而“裁定书”的送达时间已是1990年8月23日了。《扣押申批表》中,扣押理由一栏中写明:“无资金偿还房屋款”。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假案!
  1990年8月20日,第二施工队以非法手段办出了产权人为福利公司的综合楼《产权证》,但这个人防公司盼望已久的《产权证》并未交给福利公司,而是被州法院直接扣押并抵押给了图们银行。就连30多户残疾人员工私有房屋产权证也成了法官们的抵押物。
试问,福利公司既不欠第二施工队的钱,也不欠图们银行的钱,州法院凭什么扣押大楼《产权证》,凭什么把大楼的《产权证》送给图们银行?
  在查证有关综合楼《产权证》的情况时,延吉市房地产管理所提供的档案资料让人们大为惊讶。原来福利公司购买综合楼房屋的正式发票是中国房屋开发公司延吉公司开具的,时间是1990年7月4日,购房款为1109,500元,与第二施工队和州法院认定的福利公司已购综合楼房屋的总价款相差200多万元!
  延吉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的《房产交易批准书》和《单位自管房产产权转移申请书》、《产权交易公证书》、《发货票》等均显示,福利公司购买综合楼的产权面积为3170.49平方米,房价款为1109,500元。从中可以看出,第二施工队是在违法经营,从中牟取暴利,而州法院的法官们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并伙同作案。在福利公司所购综合楼房屋面积上更是混乱不清,无论是第二施工队,还是州法院的法官们从来就没能说清楚福利公司购买综合楼房屋的准确面积。
  我们有幸看到了州法院的本案《卷宗》,《卷宗》里百分之九十都是第二施工队提供的假证、伪证和法官编造涂改的原始文字资料;《卷宗》里许多案件资料缺损不全,《卷宗》中从125页至139页,多达14页不翼而飞,致使在后来对本案再审时查找不到本案的有关资料。
  在本案的卷宗里有一份《开庭笔录》,但这份笔录连开庭的时间都没有注明,也没有当事人的签名,一个书记员却有两种笔记。让人难以证实准确的开庭时间和书记员是谁。《开庭笔录》从头到尾都是法官问原告的多,引导原告的多,原告讲的多,被告讲的少,从这“三多一少”中让人们感觉到法律在这里已不再是公平公正的了。在这份《开庭笔录》中,法官多次阻止、打断,回避福利公司对法律程序、事实等质问,如第二施工队的主体资格、合同及协议的真实性、有效性、帐目核对等问题的申辩、要求和主张。尽管第二施工队在法庭上作答复时含糊不清,前后矛盾;尽管福利公司对庭审的过程和方式不能接受,主审法官却突然当庭宣布“此案终结,等待判决”。仅一次草草开庭,案子就被终结。整个庭审只不过是走走形式、排排过场罢了。
  
  1991年12月1日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1991)经字第59号《民事调解书》在一桩与福利公司并不相干的经济纠纷案中,却无端地将福利公司位于延吉市西市场南侧的11户残疾人职工住宅强行划给了第二施工队,荒唐!
  1992年1月20日州法院虽然作出了(1990)经字第4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称41号判决书),而许多庭审资料显示,在这以后一段时间里,本案的审理过程仍在继续,尚未完结;州法院领导审批这份判决书的时间是1990年4月27日。怪哉!
福利公司被州法院、第二施工队、图们银行连蒙带骗地巨额超付了购房款,可41号判决书却野蛮认定欠购房款和利息246万多元。在1440字的41号判决书中,认定事实上的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数字计算错误、用语错误竟多达九十处之多,呜呼!
  四、厄运轰顶
  在1992年1月20日州法院作出41号判决书的前一个半月,也就是1991年12月1日,州法院作出了一个1991经字第59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称59号调解书),调解书中简述案由是:第二施工队一屋二卖,使福利公司购买的门市房被州××公司建材商店抢先占用。因急用门市房营业,福利公司只好以12万元的价格租用了××汽车配件商店花38万元购买的门市房,租房期限为二年。因××汽车配件商店已购房三年还未拿到房照,遂向第二施工队要求退款退房。在第二施工队既办不出房照,又无力退款的情况下,请求福利公司为其退还××汽车配件商店的购房款,第二施工队则将公园住宅楼售房应收款435,000元抵押给福利公司,由福利公司收取这部分应收款。1989年9月11日对此“签定”了《委托收款协议》。但协议“签定”后,第二施工队并未履行协议,仍然自行收取应收款,第二施工队负责人麻伯显本人也在法庭承认自己又继续收回应收款9万多元;之后,福利公司发现“协议书”中的应收款仅有25万元,不能和退还××汽车配件商店的38万元相抵,因而并未给延吉市××汽车配件商店退购房款。
  1991年5月××汽车配件商店将第二施工队告到州法院,州法院为此作出了1991经字第5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中规定:撤销第二施工队与福利公司签定的《委托收款协议》;第二施工队退还××汽车配件商店的38万元购房款和利息30万元;福利公司将西市场的11户住宅“交给”第二施工队所有,第二施工队将7户公园住宅“交给”福利公司所有,第二施工队再将延吉市西市场11户住宅“交给”××汽车配件商店所有;××汽车配件商店再“退给”福利公司房租金5万元。
  诸位看官,迷糊不?糊涂不?不迷糊不糊涂才怪。西市场11户住宅和公园7户住宅都是福利公司职工的个人住宅,每户人家的房照都在法官们手中,怎么能相互交换,再用西市场11户个人住宅给××汽车配件商店“退款”呢?你还别说,就是这样的强盗式的“调解”还真被强盗的“执行”了,福利公司无端被“抢走”了11户住宅。
  就其这份“调解书”本身而言,也是错误连连:
  一、1991年12月1日作出的调解书责令在1991年10月10日前执行,时间倒置了50多天。
  二、这份调解书中福利公司被列为第三人,但调解书中称“本调解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法律效力”,就是说只要延吉市第二施工队和××汽车配件商店签收此调解,这份调解就生效了,把无端丢了11户住宅的第三人福利公司晾在一边凉快儿了。
  三、经过一番调解,最后也没交待清楚××汽车配件商店的房屋产权归谁所有。
  四、这几位法官们急得连签发法律文书的最基本法律常识都忘了,当事人三方签名的“三”字和“双”字都分不清而写成了“双方……”。
  五、在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纪检组对此案进行复查认证时,这位女法官李××和执行庭的法官们拿不出当时的原始《调解笔录》及签收条,送达“59号《民事调解书》”签收人的签收凭据也是伪造的。
  此时,第二施工队诉福利公司拖欠购房款案正在州法院审理中,双方当事人交付房款帐目还没核对,法院还没对本案作出判决,福利公司就已经丢了11户住宅。
  1992年1月20日州法院作出了41号判决书,而就在这一天第二施工队的麻伯显仍在法院与李××法官商讨本案,同日,法官李××还用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的稿纸为第二施工队写了一份证明材料,证明材料的内容是证明第二施工队委托福利公司收取应收款的数额为369,774元。
  这份证明是打给谁的,无从知晓。人们难免要问,这笔款项的数额是第二施工队麻伯显提供给女法官李××的,李××又反过来用麻伯显提供的数字为麻伯显作证明。不管这份证明是打给谁的,鬼才知道这样的证明能不能成立,鬼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没有人知道本案的判决从这样的判官手里炮制出来还能不能公平公正。
  这里请注意,本案在州法院立案的时间是1990年5月3日,直到1992年1月20日作出判决时,在长达近二年多的时间里,福利公司与人防公司仍在继续着房屋买卖,本案的关键要素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但判决书仍然按立案时人防公司单方给出的购房价款进行了判决。立案就是错案,再以此做判决企不错上加错。
1992年1月21日图们银行为州法院提供了福利公司欠房款利息的计算方法,无论是1月20日还是1月21日州法院还在为本案忙乎着,怎会作出判决书?在延边州法院的发文稿纸上,经济庭领导和院领导对1992年1月20日签发的41号《民事判决书》草拟稿的签批日期上证实了法官们制造假案、错案的事实,经济庭领导签批的时间是1992年4月24日,州法院领导签批的时间是1992年4月27日,与发出的判决书标明的日期相差3个多月!送达时间已是5月5日了。
  再看41号判决书的内容更是叫人摸不清东西南北,连法律行家也看得一头雾水,案情表述不清,逻辑关系混乱,对案情的认定与案情结论自相矛盾比比皆是。以下简要列举二三,以便观其全貌。
  办案法官们明知麻伯显只是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第二施工队的负责人,可仍然认定麻伯显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明知道第二施工队没有销售房屋营业执照,属违法经营,可依然认定有效;明知第二施工队提供的几十份“购销房屋买卖合同书”及“协议书”是经过涂改、伪造的,带有明显欺诈性,可照样采纳;明知第二施工队编造的钱款数额无凭无据,可一律照搬;明知第二施工队劣迹斑斑,可照就袒护入微。
  福利公司营业办公楼《房屋产权证》清楚显示,福利公司购卖的楼房是1~5层,可“41号”判决书硬是认定福利公司所欠房款中包括6层214,091平方米,房款139,159.00元。
  41号判决书中称,福利公司“……将公园街价值369,774.00元的住宅使用至今……”,59号调解书中被撤消的伪造的“委托收款协议书”,怎会30天后又变成福利公司的欠款呢?
41号判决书又称:“签定购买房屋补充协议和抵押房屋协议购买房屋面积1462,775平方米,房款为1,737,880元”,这组房屋面积的数字只是他们自己认定的,哪有什么“抵押房屋协议”购买的面积?这组“购房款”也是一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签定房屋抵押协议购买房屋的金额,倒是把被撤销的伪造涂改的“委托收款协议书”中无效应收款数额369,774.00元加进去了,而这一数额早已被59号调解书解除了。
  类似于这样胡加乱算、编造、伪造、欺诈、强加给福利公司的欠款数额高达200多万元。即便如此,福利公司仍以支付4,157,587.00元超额支付了购房款,却是第二施工队欠了福利公司的钱。
  别说福利公司不欠第二施工队的购房款,即便是欠了购房款,法院也应该对造成欠款根本事实原因进行查明,如谁违约在先,谁有违法现象,谁有欺诈行为等等,可州法院为啥把这些都省略了呢?担任本案的审判长李××,如果是真糊涂,那她就是一个糊涂判官,如果是装糊涂,那她肯定是个阴谋判官、贪婪判官,我们期望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李××等人能把本案一切真相公诸于众。
  对“41号判决书”、“59号调解书”的表面现象不再多议,实在不值得多议,但其实质必须给予强调,这绝不单单是一个错误的判决书,这是一个罪恶的判决书,贪脏、枉法、渎职、侵权,犯罪,难道这不是罪恶吗!
  通过多年的法庭内外的真实资料、证据、及州法院的相关资料显示,州法院仅以333~450多万元的价格将价值600万元的福利公司综合楼产权“拍卖”了,而州法院73号《民事裁定书》上却说此楼拍卖了293万元。法院认定的价值23万元的锅炉房和汽车库、仓库等也只“拍卖”了10万元。裁定书中又说将拍卖款中的270.3万元付给第二施工队。这一卖一给,中间出现了72.7~115万元的差额,这笔钱哪去了呢?除大楼外还有150多万元的商品、1辆北京吉普车、1辆日本产货车也被“拍卖”了,这些钱都哪去了呢?但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后经查证发现一个骗局,他们假借拍卖,实际上通过暗中操作将综合楼窃为己有,任其处置、获取横财,他们获得的综合楼款高达440多万元!这笔巨款至今去向不明,也一直没有被查问、追究。
  
  同年同月同日,同一个法律文书编号的“73号裁定书”,法院卷宗里的和送达公开的内容竟然不相同! 就算第二“克隆版”吧,只不过“复制的”水平太粗劣了。
残疾人职工的住宅都被抢走了,这些残疾人离开自己家时的场景,谁看了都会心酸。福利公司大楼没了,商品没了,职工个人住房没了,直接导致了福利公司被非法破产!
  五、厄运殒命
  延边州法院经济庭没有辜负第二施工队和图们银行的希望,让他们如愿以偿了,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欲望。接着上场的轮到州法院执行庭了。执行庭的“执行官”比经济庭的“糊涂判官”更凶狠,不但手脚麻利,而且贪心更大,用心更阴险,这场戏的主角就是延边州法院执行庭的时任执行员沈××。
  1992年7月29日州法院对福利公司综合楼产权进行拍卖,1992年8月20日州法院作出的(1992)执裁字第73号《民事裁定书》称,将福利公司综合楼6层3260.4平方米产权以293万元的价格拍卖给北京市经济技术协作公司。而我们在其所谓双方的交易书中却看到综合楼的拍卖价格为333万元,并非73号《裁定书》公开的293万元的拍卖价。 
  73号《裁定书》又说,经福利公司同意将其锅炉房、车库作价为10万元。有证据证明朴时旭此时不在延边,拍卖综合楼时朴时旭并不知道,更不存在同意以10万元的价格卖掉锅炉房和车库的事情,这是执行庭随意编造的。锅炉房的价格23万元,是经济庭李××和施工二队麻伯显随意估算的,锅炉房,车库最低也值33万元,又怎么会同意仅以10万元的价格卖出去呢?
  (1992)执裁字第73号《裁定书》州法院同时作出了两份,而卷中内的这份“裁定书”和对外公开的并不一致。一份《裁定书》中称,将拍卖综合楼款270.3万元支付给第二施工队,而另一份《裁定书》中称,将拍卖综合楼款270.3万元支付给第二施工队,余款(差款)支付给哈尔滨市×××工业公司。
  法律文书的作出是极其严肃的,怎会出现同一文号的《裁定书》内容却不一致的问题。在几十份《裁定书》中,今天作出的《裁定书》明天又作出一个撤销前一个《裁定书》的《裁定书》;今天作出的一份执行《裁定书》过后好多天才报请批准。在法律文书的制作和审批上州法院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混乱现象。
  必须指出的是,福利公司的车辆及商品价值150多万元,也被州法院“拍卖”了。但州法院只作出了扣押《裁定书》,并未作出拍卖执行《裁定书》。这些物品和商品拉到何处?怎么拍卖的?卖的钱款弄哪去了?看来只有州法院执行员沈××自己最清楚。
  更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后来查知,州法院对综合楼进行公开拍卖不过是一颗掩人耳目的烟雾弹。综合楼并未被拍卖,而是经过法官们的暗箱操作,将综合楼窃为已有,任其处置,掠取横财。
  最后包括朴时旭在内的几十户残疾人职工的住宅也被执行了,这些残疾人陆陆续续的被迫走出家门,有白天走的,有夜晚离开的,那个凄惨的场景真让人心酸。如今,几百名残疾人职工依然无业可寻,生活无着落。
  朴时旭本人更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生活十分穷困,并患有严重的糖尿病综合症和心脑血管等疾病。大楼没了,商品没了,人也散了,家也没了。可这还不算完,州法院的高层人物又开始煽动怂恿福利公司的“挂靠”主管局延边州民政局让福利公司破产,致福利公司于死地。
  提到福利公司“破产”不防借此多一些笔墨。
  延边福利实业公司的主管局原本为延边残疾人联合会,是延边州民政局的下属部部门,1991年5月经州和国家有关领导研究决定由州民政局任福利公司的主管局。随后州民政局印发了《关于延边福利实业公司隶属州民政局的通知》。1991年8月6里州民政局正式成为福利公司靠挂主管局。时任中共延边州委副书记、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吴长淑同志对该“通知”作了重要批示,指出:“福利实业公司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企业,又安排了数百名残疾人,朴时旭同志是有贡献的。对这个企业应积极扶持和发展”,同时对工商部门以“福利公司经营活动冲击了国营市场”为由吊销了福利公司的批发营业执照提出了批评,指出:“该公司经营活动冲击国营市场不是吊销营业执照的理由”。
  1991年8月6日,延边州民政局作出的《关于福利公司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在列举一揽子调查数据后强调:“由此可见,该公司即使用应收款和应付款抵债,还有余额1,578,463元”。(不包括8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等。)
  然而,延边州法院和地方个别部门的领导不仅不对福利公司给予扶持,反而大行落井下石之举,时任州民政局主管企业的一位副局长李××对延边州法院某领导和个别法官的煽动、怂恿坐卧不安,惟恐福利公司“因购房纠纷案”被州法院“强制执行”后引起社会上的连锁反应,使事态扩大,进而引火烧身,丢了乌纱帽。据此,州民政局按照这位法院主管领导的旨意,罔顾事实,不顾债权人和债务人、福利公司全体职工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公然违反《企业破产法》有关企业破产应由“债务人或债权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提出申请破产还债”的法律规定,背着朴时旭盗用公章和名章,于1992年8月4日偷偷炮制出了“延边福利实业公司破产申请”。随后又在1992年8月19日给州法院的一份《关于同意延边福利实业公司破产的报告》中说“福利公司资不抵债,无法偿还各项欠款,唯一的出路就是破产,因此请你院授理延边福利实业公司破产的申请”。可笑!前面的调查报告还振振有词,一转眼就把自己的调查报告给否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难道不疼吗?
  1992年8月19日~1992年11月,延边州法院将“福利公司破产案”交由延吉市法院授理,但延吉市法院始终不同意受理“不该发生的假案”。1992年12月4日才迫于上级法院的压力开始授理福利公司“破产案”。
  延边福利实业公司始终不承认“地方保护”为借口,以打击报复、残害残疾人和残疾人福利企业,包庇、袒护、纵容贪腐而精心策划的假案、错案、冤案、大楼假拍卖案、假破产案。  
一、《福利公司破产申请》是州民政局假造的,并不代表福利公司法人代表和债务人、债权人的真实意愿,违反了国家有关“破产法”法律规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企业申请破产还债的法律程序。更严重的是知法犯法,利用法律不健全而大搞假案、错案,冤案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
  二、对福利公司进行破产没有法律依据。1989年国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法律法规,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不包括私营和集体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破产还债的法律条款也不适用,2007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破产法》哪一条款也解释不了打着“地方保护”旗号而一手炮制的大楼假拍卖案、假破产案。
三、福利公司购房纠纷案的审理、执行拍卖都是州法院进行的,破产申请授理法院也是延边州法院,而州法院却指定延吉市法院授理破产案。福利公司企业注册登记是延边州工商局,破产清算组的组成人员也都是州政府各有关局级单位组成的,况且福利公司的经营范围跨东北三省,远涉内蒙古、河南、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等20多个省、市,因而,此案不应由延吉市法院管辖范围授理,此案的管辖权不符合有关“企业破产法”的法律法规。
  四、福利公司法定代表人朴时旭和全体残疾职工、债权人主席单位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债权人根本不服所谓的“福利公司破产案”,并特别委托朴时旭,申诉至国家最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和州中院要求再审此案。因此朴时旭至今仍有对“破产案”进行申诉和胜诉后的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回转的申请权和依法申请财产赔偿的权利。
  “延边残疾人之家”就这样被扼杀了,1992年,当时延边乃至全国最大的残疾人私营企业就这样被瓦解了。
  
  福利实业公司是朴时旭白手起家创建起来的残疾人企业,没有任何外来资金注入,其资产完全属于朴时旭私有财产,因此,任何侵犯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朴时旭不服福利公司“大楼拍卖案”和“破产案”,多次到州、省、国家法院进行申诉。国家最高法院致函省、州两院要求对“两案”重新审理。州法院于1996年12月开始对“大楼拍卖案”立案再审,然而,在再审期间,州法院又是怎样作为的呢?
  六、厄运尾声
  1992年福利公司破产后,朴时旭多次找州法院院长进行申诉,并强调福利公司的资产是朴时旭个人私有财产,法院无权随意处置,后来这位“主管破产案”的院长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向朴时旭承诺给100万元作为补偿。但虽然多次催要,却始终未予兑现,只给办了10万元的“三个月短期贷款”。可就是因为这10万元贷款,又给朴时旭惹上了长达五年的官司(略)。
  1996年10月、12月,国家最高法院分别致函省、州两级法院,要求对“两案”进行重新审理后,州法院于1996年12月对福利公司“大楼拍卖”案立案再审。
受州法院委托,延边审计师事务所于1997年9月17日至10月27日对第二施工队与福利公司间的购房合同纠纷案进行审计鉴定,并作出了延州审所鉴字(1997)228号《审计鉴定报告》,认定福利公司已超额付清了购房款。
  1998年4月7日,州法院作出了(1997)延州经监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41号《判决书》认定事实不清,予以再审。
  1998年4月24日至1998年6月州法院审判监督庭先后四次开庭,对此案进行审理。因福利公司已破产,此案即以原福利公司挂靠主管局延边州民政局为申诉人,朴时旭则以州民政局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加此案的诉讼活动。
  经过近2年时间的再审,认定41号《判决书》是错误的,合议庭遂将此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委员会认定41号《判决书》是错误的。
  然而,就在此时,此案的审理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就在审判委员会对41号《判决书》的错误给予认定的第二天,州法院却派出审监庭的二位庭长到州民政局,借口“福利公司已经破产,即使胜诉了,钱也得给债权人,申诉人不可能得到钱,这样的官司打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因此要求州民政局撤诉,对此州民政局予以了回绝。
 似乎州法院看到了此案错误的性质严重,因此害怕了,可是再怕案子就不办了吗?全法院的人都会说“秉公执法,有错必纠”,怎么到了结骨眼上就都忘了呢?法院管申诉人得不得钱干什么?办错的案子,给纠正过来就是了,再者说 “大楼拍卖案”所导致的“破产案”虽有前因后果,却是两个不同诉讼实体,一个在先,一个在后,这样简单的法律关系,州法院怎么会不明白?州法院凭什么要剥夺法律赋予申诉人的权利?
  不用细想人们也明白,州法院此举的根源在于:一、这桩错案是人为蓄谋制造的,必然牵扯到一些责任人,这桩错案性质属于犯罪,一旦将盖子揭开,后果难测。二、此案为特大错案,标的数额巨大,又可涉及到赔偿问题。三、由于法院制造的错案直接导至福利公司破产,纠正此案势必还要承担福利公司破产责任的,因而还是以压制不办或拖办为上策。州法院吃了申诉人的闭门羹后,便将此案从审判监督庭移交给了州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此案在纪检委一呆就是6个月。
  半年过后,此案才从纪检委回到了审监庭,而州法院却以第二施工队申请回避为由,调换了主审法官,从此此案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申诉人虽不断催问,可州法院总以办案人外出开会、学习、人手紧缺、案情复杂等为由久拖不办。当被催得不耐烦时,州法院的高官们也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们愿意上哪告就上哪告去吧”。
  凭着申诉人坚定的维权意志和对法律公正的坚定信念,在各有关部门和延边残疾人联合会的支持帮助下,州法院终于迫于压力,耗时8年的漫长再审历程,于2004年9月6日将此案再审划上了句号,作出了(1997)延州经再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推翻了41号《判决书》。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份再审判决,只是对福利公司已付第二施工队的购房款数额重新进行了认定,由41号《判决书》认定福利公司尚欠第二施工队购房款2.467.172.31元改判为“378.925.83元及利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上然延续着41号《判决书》的错误,未从根本和实质上给与纠正,令我们深感遗憾和不满。在对已付购房款的数额计算上仍是错误的,没有依据事实认定福利公司已超额支付了购房款。这种不动筋骨的改判一是掩盖了原审法官们亵渎法律,猖狂枉法的罪恶行径。二是把此案性质上的错误,轻谈的表明为只是数字认定和计算上的过错,从而袒护了司法腐败的实质。
  即使仍然是一个远离公正的再审判决,但也足以证明我们胜诉了,也足以让我们向州法院当年的“护法官”、“执法官”们高声喝问:“只欠款37万多元,你们就敢抢夺30多户残疾人民宅、600多万元的营业办公大楼?你们就敢把150多万元的商品洗劫一空?就敢把福利公司搞破产?就敢让几百名残疾人衣食无靠、流离失所?再次追问,州法院把近千万元的巨款整哪里去了,必须交待清楚。
  第二施工队对再审判决不服,上诉至吉林省高院,被省高院驳回,并于2005年2月28日作出了(2005)吉民三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维持了延边州法院的再审判决。
  2005年3月17日州法院代为省高院出具了执行“法律文书生效证明书”,标志着此案进入执行阶段。因被执行人延吉市人防工程公司拒不履行终审判决,执行申请人州民政局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朴时旭,按相关法律规定,在申请执行法律时效内,于2005年3月24日正式向州法院提出了“执行回转强制执行申请”。
  然而,此案的执行程序尚未启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和不解。州法院在收到执行申请后,迟迟不作任何反应。在多经催促依然无效的情形下,朴时旭于2005年5月起不断向州人大、州信访局进行信访,以求通过信访催促此案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得以执行。负责民政工作的副州长主持召开了州民政局、州残联、州信访局和州法院领导参加的会议,对案件执行问题进行研究协商。可谁能想到,开会研究的结果竟然是撤销朴时旭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的资格,由延边州民政局办公室主任担任申请执行人的特别委托代理人。
此举一出,令朴时旭大为震惊,不知所措。打了15年的官司,担当了10年的特别委托代理人,此案尚未终结,中途却被单方面解除了委托代理人和委托事项。真是法盲之举,滥用职权。
  这种做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所不允许的违法行为。作为基本的法律常识,一般的法律工作者都清楚,需要执行的案件在执行终结之前都不能说是诉讼案件的结束,“在无特殊或不可抗拒的条件下,委托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和被委托代理人未经双方同意,单方面不能随意更换被委托代理人”,法院及其它部门更无权剥夺当事人或诉讼委托代理人的民事权力和中止行使民事权限。
  因随意更换授权委托代理人,新上任的委托代理人对此案情一无所知,在此案的“申请执行过程’中无所适从,无所作为,使此案的执行程序陷入无人管无人问的境地。同时也为法院以委托代理人不与法院沟通、有些相关事情无法了解为由,以至久拖不执行制造了借口,为依法执行此案设置了障碍,至今此执行案已被拖延2年,仍未得到执行,远远超出了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的执行期限。
  经与延边州民政局“新任委托代理人”了解得知,更换此案委托代理人又是延边州法院×××领导的主张。而这位领导也是与本案相关的一员。
请问延边州法院的涉案法官们,你们到底还要干什么?一开始,你们就阴谋制造假案,审错案,判冤案,而后又百般阻挠朴时旭案件的申诉,进而又设重重障碍对案件再审久拖不决,现在又极力阻止案件的执行,难道你们还要追随着罪恶继续走下去吗?福利公司的“大楼拍卖案”、“破产案”本来就是你们制造的假案、错案、冤案,至今你们还不反省吗?这个历史责任你们不承担能行吗?
  谁都知道此案的诉讼实体是福利公司,朴时旭则是福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因福利公司破产而在本案中不具有主体资格,其实这正是州法院的用心所在。朴时旭、福利公司都因破产而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大楼拍卖案也就难申诉了。依法由破产企业主管局延边州民政局作为申诉人、担当诉讼主体,朴时旭担当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也实属无奈之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撤销朴时旭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的资格难道不令人沉思吗?
  
记不清是延边州法院的哪位领导在行业纠风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谁砸法院的饭碗,我们就砸他的饭碗。”可如今,那些贪赃枉法、执法犯法、渎职侵权的几位法官,不仅饭碗没被砸碎,反而饭碗越端越大,至今还在脸不红、心不颤地大谈坚持邓小平理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平安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快打住吧,你们没资格说这些,还是先拍拍胸口,看看自己的良知还在不在吧。
  我们仍然坚信,法律是正义的凝聚,而正义的法律终将战胜邪恶。
  七、厄运终结
  我们敬劝延边州法院的个别腐败法官,你们常讲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只是讲给人听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秉公执法来体现的。在纠正福利公司“大楼拍卖案”的执行上不要再设置障碍,百般阻挠。设置障碍越多,拖得时间越长,你们承担的责任就越大。逃脱、回避不是出路,有错必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体现法院的公正。
同时我们向社会各界呼吁,共同关注延边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延边福利实业公司“大楼假拍卖案”、“假破产案”的始末,关注此案的最终结果,关注何时终结制造这起假案、错案、冤案和残害残疾人、残疾人福利企业、侵犯残疾人合法财产、合法权益的个别贪腐法官们的罪恶。


               200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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